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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標題:
文化的生態:「英國藝術與人文研究委員會」 文化價值評估計畫報告

The Ecology of Culture-A Report commissioned by the Art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s Cultural Value Project

約翰‧霍登 (John Holden) 倫敦城市大學客座教授 

摘譯內容:約翰‧霍登(John Holden)《文化的生態:「英國藝術與人文研究委員會」 文化價值評估計畫》報告摘譯

 

評析人:劉俊裕(台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所教授

 「文化生態」的視野:臺灣需要一個更寬闊的胸襟,來衡量文化的生命與價值

近來「英國藝術與人文研究委員會」(AHRC)提出了一個耗資巨大,為期二年(2012年-2014年)的「文化價值計畫」(Cultural Value Project)。總計畫下則細分成七十個子計畫,而John Holden教授2015年1月發表的這篇「文化生態」研究報告,是子計畫其中之一。計畫試圖建立一個完整周延的文化評量架構,讓我們可以透過不同的方法和取徑來衡量文化的「價值」,也讓人們可以更完整而全面地理解文化在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

我認為「文化生態」報告對當前臺灣社會的重要啟示有三:

第一,「文化價值」的評估必須跳脫「經濟產值」的狹隘視角;
第二,文化是一個生命的共同體,文化價值的衡量應該超越政治經濟科層體制的管理視角;
第三,文化價值的永續發展的生命力,取決於文化生態網絡的緊密互動與內部繁複性與多樣性的維繫。

文化價值評量要跳脫經濟產值的狹隘視角

「文化生態」計畫所點出的第一個重要議題,就是文化價值的「經濟化」與「產值化」這個令人憂慮的現象。John Holden指出,經濟角度習慣根據商業、經濟規模、產值,以及生產、消費的產業鏈關係來衡量文化創作,觀點太過狹隘。因此,他刻意迴避用社會習以為常的「經濟」角度來分析文化,而改採生態學的視野來檢視文化的價值。文化生態取徑從視域上改變我們觀看文化的角度,但仍同時包含經濟的觀點。

映射在臺灣社會和藝文界的現況,近年來台灣藝文環境的經濟化、產值化,確實引發了諸多的疑慮和爭議。從中央政府文化政策目標的「產值化」與「文創化」的爭議;台北松山和文創園區所謂財團靠「假文創」來數鈔票的爭議;華山文創園區獨立工作者難以負擔空間租金的資本位階爭議;台北松山菸廠、大巨蛋開發商業獲益與護樹聯盟的文化生態爭議;台北機廠的文資保存與開發的爭議;文萌樓的文化保存與地上物產權經營管理模式的爭議;國有財產署「古蹟標租」的爭議;乃至於台東美麗灣飯店和東海岸後續開發的原住民族傳統文化領域保存與觀光發展爭議等等,不難看出台灣社會面對文化與經濟衝突的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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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台北市長走訪寶藏巖、紀州庵,認為文化古蹟後續維持要政府補貼「會造成負擔」,因此要思考如何創造文化古蹟的商業模式和永續經營。然而,藝文場館委外,只看營利商業模式、追求績效的永續經營,而不看文化的整體脈絡與核心價值的生命力,也引發議員提出「文化館所應維持文化性,過度導入商業,令人擔心」的指正。種種文化經濟衍生的現實議題,正凸顯出臺灣社會當前所面臨文化價值與經濟價值思維之間的矛盾,也凸顯出台灣長年來沒有建立「文化整體影響評估」制度,而落入經濟思維主導文化價值判斷的衡量法則。英國的文化價值計畫所彰顯的,正是英國社會試圖跳脫以往過度倚重經濟產值來評量文化價值的制度性變革,讓人們可以用更寬闊的視野來重新衡量文化的價值。

文化生命的共同體:文化價值要超越政治經濟科層體制的管理視角

文化生態報告第二個重要的重要觀點,是生態體系有別於政治、經濟體系,它不是一個權力、科層的體制。將生態學概念應用於文化領域,強調文化生態的組成如同生物有機系統,複雜而全面。在生態體系中的每個個體,都有其獨特的意義與價值,各自平等、相輔相成,也相互依賴共同繁衍、生存。文化生態是一個生命的循環體系,代表著整個社會的文化生命共同體。藝術家和觀眾、藝術文化創作者、生產者和消費者、以及文化政策的制訂者和一般民眾,都是文化生態中同樣重要的組成個體,而不是誰依附在誰身上的關係,也不是誰被誰主導治理、管理的關係。因此,文化生態的視野將文化質性和量化價值的指標,放在同等的位階上考量。

這對於臺灣政府部門,習慣以「現代都市」、「文化管理」的價值,以及「政治權力」強力的操作,以及一種凡事講求數字、證據的決策取向,透過都市規劃解決城市治理者眼中的阻礙進步發展的都市問題,提高城市競爭力超越其他都市的文化經濟價值,又是一大警惕。文化生態的文化生命共同體思維,意味著我們應該用文化生態的觀念來鬆動都市威權和企業資本牢籠對於一般市民生活的控制,解除企業、經濟、競爭、效率、速度、官僚、專業、權力等等邏輯,對藝文生態環境和市民日常生活的所造成的控制與壓迫。藉由文化、美學和生活的感動來改變城市的政治、企業和官僚習性,讓常民文化生活成為城市治理者認為需要改變的「問題」和「對象」(如文萌樓、剝皮寮、寶藏巖、台北機廠、松菸護樹、Live House的問題),產生核心思維上的翻轉。

從生態學來看待文化,提供城市治理者許多重新梳理文化政策與文化價值的殊異視野,例如尋找藝文政策決策者與藝術工作者之間的相互協力、合作關係,找到個體彼此平衡相容的位置與價值。地方文化生態學者可選擇不同的文化生命現象進行觀察並進行建設,並且為文化工作者、志工和觀眾創造更多活動機會。而文化價值的衡量除了量化數據之外(觀眾人口數統計、文化參與的機會、文化工作者數目統計、文化經濟活動的數目和種類);更要思考文化治理生態體系內外威脅與掠食者的警訊,生態中正向與負向的返饋循環體系,生態內部的自我管理系統、共生機制與有機性,以及文化生態的食物鏈、體系內部平衡、個體可容納量、活動模式等等質性調查,藉以判斷文化治理生態體系的脆弱與強壯特質。

這也是John Holden認為將文化生態概念應用於文化領域,將有助於決策者個別理解個體、大眾、跨域各種分類之間的共同要素的原因。文化生態是不斷變動的,也是相互牽引的。文化個體的誕生、成長、依賴、演化、聯結、聚合以及系統危機的產生過程,可以衍生出不斷創新的角色分類。藝文生態中不同個體的角色也不再拘限於管理者與被管理者、補助者與被補助者、資本階層主導者與藝文勞動階層的被剝削者這樣二元對立的分類思考。

文化價值與生命的永續,取決於文化生態網絡的緊密互動與多樣性

這也連結到文化生態報告的第三個重要啟示,即文化價值與文化生命力的永續發展,取決社會能否確保文化生態體系網絡的串聯與流動,增加文化的多樣性與複雜度。John Holden認為,文化生態由相互連結的網絡構成,其內在網絡脫離不了想法、人、產品和金錢。文化生態的發展,端視其內外連結網絡的數量與強度,唯有緊密的互動關係才能創造出文化的經濟和無形價值。因此,文化生態的著重在檢視在地的特殊生態,將規模較小的網絡串連起來;分析個體在網絡中扮演的角色,而非其商業模組;同時監測維繫文化生態的重要生命跡象。至於文化生態體系生命力的健康,則取決於文化工作者的多元性與數量、文化活動生存條件的供應鏈,以及文化生態體系複雜度是否增加。

在文化生態網絡緊密互動的思維脈絡下,文化部門如何與「文化政治網絡」的能動者(都市藝文機構、議會、中央政府、諮詢機構);「文化經濟網絡」的能動者(企業贊助機構、創意文化產業、藝術基金會等);「文化藝術網絡」的能動者(藝術文化團體、地方文史團體、藝術家工會、獨立藝術文化工作者等);以及「文化社會網絡」的能動者(個人、家庭、學者智庫、社會運動團體、媒體等)之間的協力互動,將藝術文化價值透過為一個多層次、多中心的互動連結網絡,以及具有多面向(政治、經濟、社會、藝文等)的人、理念、資金與資訊的對話與流動,結合為一個整體文化生態體系,而多樣思維理念如何轉化為相容的文化價值也就成為核心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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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文化與經濟的價值爭議,面對經濟貿易與商業邏輯的強大主導力,英國、澳洲、紐西蘭、法國、加拿大等國家,無不堅持保護內部文化多樣性,避免一昧地將藝術自由表達、文化認同,以及文化永續生存發展等核心價值,附帶於經濟與商業的產值之下。也避免讓藝術文化主體性與多樣性等核心價值,在貿易市場中殘酷地面對自由競爭、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叢林法則,臺灣社會更要引以為鑑。文化經濟是重要的,藝術文化人都需要生活,而文創的產值化或許能為臺灣文化注入一股活水。然而,文化經濟的發展在鼓勵企業、財團、資本家投資文創產業的同時,如何使文化藝術不淪於商業化、庸俗化等負面效應,成為侵蝕核心藝術文化美學、創新、歷史、社會價值和主體性的威脅與掠奪者,而在法規制度中明確規範、設計商業獲利回饋的機制,使得經濟利益的活水真正能回歸藝術創作與文化創意端,才是文化與經濟價值發展的相容思維。文化生態的視野所揭示的,是臺灣社會需要一個更寬闊的胸襟,來重新衡量文化的生命活力與價值。
約翰‧霍登(John Holden)《文化的生態:「英國藝術與人文研究委員會」 文化價值評估計畫》報告全文

約翰‧霍登(John Holden)《文化的生態:「英國藝術與人文研究委員會」 文化價值評估計畫》報告摘譯

本文及摘譯係台灣文化政策研究學會執行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國際藝文趨勢觀察與情蒐計畫」研究成果之一部,著作財產權屬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專文作者、台灣文化政策研究學會及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則共同保有著作人格權
【國際專文評析】「文化生態」的視野:臺灣需要一個更寬闊的胸襟,來衡量文化的生命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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