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1. 從歷史脈絡來看,目前的紓困措施,如何呼應中央政府近年對藝文界提供的多元支持體系?

TACPS臺灣文化政策研究學會的劉俊裕理事長指出,近年文化部的成立以及各司執掌的重構,使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能有較為清晰的文化紓困方向,此有利於調查與盤點紓困目標對象、掌握各類型藝文事業,並針對疫情所帶來的緊急狀況快速提出應對方案。

無論是常態性和特別文化預算的增加,或是文化中介組織臂距原則的確立,皆允許文化部和非政府部門公共機構(例如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文化內容策進院)在視覺藝術、表演藝術、出版業、文化創意及影視音產業等不同領域有更大的紓困空間和更彈性的紓困措施。

近年來,由於審議式民主的倡議和全國文化會議及其後續活動中的互相對話,公部門與藝文界之間已建立起較高的信任關係。此外,藝文工作者也擁有更多樣的意見反映管道(包含實體和數位)來表達其觀點和需求。

然而,藝文紓困措施的範圍、規模、速度和有效性上仍然受到相當程度的限制,原因出自於文化普查與研究的缺乏、基礎預算編列的比重不足、缺乏文化創意產業基本數據等因素。其他使紓困措施窒礙難行的因素還包括:行政面上藝文補助和核銷機制缺乏彈性、社會安全體系長期將獨立接案者與個人藝文工作者排除在外。更關鍵的原因是,整個社會長久以來對藝文勞動條件的特殊性普遍缺乏了解。


Q2. 紓困政策的宗旨和目標— 是紓困、支援、創新,還是不遺漏任何人?

文化部應對COVID-19疫情的原則為「防疫為重、紓困並行、振興在後」。由於疫情對於就業、社會和經濟的影響,使得藝文工作的不穩定性更加顯著。正如文化部長鄭麗君在其臉書專頁上寫道:「希望讓藝文產業中的員工及藝文工作者受到基本支持,讓人才及熱情不流失,疫情過後,藝文產業才能快速振興,讓已點燃動能的藝文生態系持續壯大。防疫與紓困,是一體兩面的工作。」第一階段的藝文紓困補助,是以減輕疫情衝擊為主,但隨著疫情未歇,紓困勢必得擴大為對藝術文化營運的持續性支持,尤其需維繫產業中的工作者及其背後家庭。


Q3. 紓困方案的實際執行(諮詢各領域的專業團體、設置意見收集窗口,透過不同平台的協助…等)

TACPS臺灣文化政策研究學會的副秘書長蔡淳任表示,文化部的對應非常迅速。文化部自2月19日那週起陸續邀請不同領域的藝文工作者、團隊經營者與公協會代表參加諮詢會議,以理解從業人員在這波疫情中遭遇的情況及所需的協助。紓困辦法草案初步規劃之後,鄭麗君部長亦親自主持諮詢會議,向團隊說明文化部的處理措施。

在立法院通過紓困特別預算後,文化部隨即公告相關紓困申請辦法,整理申請與辦理的圖文資訊並發布於社群網站,也辦理數個場次的直播說明會,並在部內就不同的藝文類別成立電話諮詢窗口。

民間的藝文公協會與工會,也立刻自發地透過社群網路發布彙整的資訊,提供諮詢服務給需申請紓困服務的藝文團隊與工作者。

在文化部的施政計畫之外,部長另協調經濟部與勞動部資源,讓藝文工作者除了在文化部的預算資源之外,還有來自其他部會的資源措施,例如貸款的擔保與由勞動部發放的個人工作者紓困金。

然而,受影響的幅度遠超過文化部的想像。在第一階段補助截止後,文化部統計收到7658件申請,其中超過六成是個人。大量的案件數使文化部的審核與補助發放作業受到預期外的影響。

而根據臺北藝術產經研究室在2013年提出的「亞洲縱貫線-鎖定華人藝術的重要經濟軸線」概念,強調華人藝術在這些關鍵地區的經濟發展趨勢以及與各地區之間的關係。近五年以來,軸線已出現了巨大變化。

相比之下,(臺灣的)變化曲線相對較慢,說明臺北的藝術品市場在國際趨勢下的活力較低。另根據《 2016/17亞太地區藝術品市場報告》的統計數據,其中分析了韓國單色畫在全球市場上文化輸出的分佈情況,包含韓國當地畫廊組織的小型個展,到依據美韓自由貿易協定(KORUS)和歐盟-韓國自由貿易協定的輸出等。無論是跨區域性畫廊之間的雙邊合作或是歐美畫廊自行組織的展覽皆逐年增加。這也反映在單色畫在市場規模上的差別:其2016年的估值約為5,400萬美元,相差30倍。

若以(臺灣的)五月畫派來比較,其2016年總成交額不超過800萬美元,這表明我國視覺藝術的出口力道遠遠落後於他國。從這個角度來看,應該更為考慮振興政策而非紓困方案。 因此,應考慮採取以下三個原則:第一、建構藝術資產價值評價體系;第二、督促科學檢測的標準化;第三、加強國際貿易和文化出口。


Q4. 紓困方案中所提供的財務或政策工具之成效為何?

在「藝文紓困1.0」,文化部已將藝文產業納入經濟部中小企業紓困振興貸款及利息補貼方案,並為企業提供申請既有貸款本金展延、營運資金貸款及振興資金貸款,以及利息補貼經費等。

「藝文紓困2.0」將再加碼新增7億元,「減輕營運衝擊補助」預算規模將提高為18億元,擴大補助各類型藝文事業的人員薪酬、水電、行政等相關營運費用。而在「藝文紓困2.0」中,也將開辦大型藝文事業納入經濟部之「跨部會8000萬元以上大型融資保證提撥」。

除了文化部的紓困預算外,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文化內容策進院(TAICCA)和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等文化中介組織也啟動各別的紓困方案,如延期演出的節目給予重製經費,以利於疫情舒緩之後上線演出;擴大藝術孵育計畫,支持研發新創作;提早啟動委製或展演計畫;辦理劇場設備操作認證訓支薪課程;啟動網路結合劇場播映製作計畫以及疫情緩解之後的戶外演出活動等等;提前啟動委製、展開製作研發等。疫情過後,也協調各大主要展演場館,由國內團隊優先使用。

國表藝的「疫情紓困方案2.0版」,透過1億3000萬預算,三館一團推出不同方案實際協助表演團隊振興,包括因應無法如期演出之主合辦節目將延期重製,並依原計畫提高製作費用,確保其能在疫情結束後重新演出。而從6月開始,也將提供大約300小時的支薪培訓。另推出「雨天,我們撐傘—票券退款捐贈方案」鼓勵觀眾透過兩廳院售票系統,將票券退款轉換為對主辦單位之捐款。

除了在紓困方案中納入劇院以及電影映演業外,文化部也希望在疫情過後建立國片映演協商機制,將國片排片率由目前10%,逐年提升一定比率,於3年內提升至20%;且未來2年至3年定期協商,與電影映演業共同振興國片市場,惟若國片產製量低於一定比率,則可於次年度重新協商。


Q5. 來自藝術家與藝術界的後續回饋,以及從跨國層面評估紓困預算對應實際需求

根據視覺藝術聯盟在3月11日提出的聲明中,強調非典勞動型態的藝術工作者占整體藝術工作者 6 成左右,非典勞動型態藝術工作與組織不具有穩定的勞動關係,以身兼多職、獨立自主的工作者、承攬委任的方式獲取報酬(除視覺藝術與表演藝術中的非典勞動者之外,文字工作者、翻譯、戲劇顧問/構作等,業別屬藝文領域、有合作契約或工作事實、因疫情被取消工作而造成經濟損失),同時,鑒於藝術工作圈長年以來缺乏簽訂書面契約的陋習,部分在團體中的非典藝術工作者,可能無法提出明確證據證明自己與團體的工作關係。

為符合視覺、表演等藝術工作主要類型受到疫情的影響,除了補助團體工作人員之工資之外,視覺藝術的國際文化藝術交流活動,容易在受到疫情衝擊之下產生延期或取消,因此針對藝術工作者已經付出的駐村成本、交通、住宿、會議費用,需進行紓困補助。而在表演藝術方面,肇因於展演活動延期和取消而應廣泛納入紓困補助的項目,包括:已投入的展覽、策展費用、場地租金、服裝、道具、燈光、音響及相關展演重置所需之器物,以及已執行的硏究費、人事費等。


Conclusion 結論

總體而言,需肯定文化部即時地提供補助和紓困措施,同時也相對迅速地做出了反應,並試圖回應1.0和2.0兩階段中,藝術家和文化事業的緊急需求。但紓困方案只能減緩影響,卻無法解決因疫情所造成的全面衝擊。而產業振興措施的結果也尚未明朗,恐需留待較為後期才能進行。

同時也須注意到,藝文界對於文化部的期待與要求其實相當混淆,例如期待文化部改善藝術文化工作者的整體條件,與針對藝術家在冠狀病毒疫情期間所造成的實質損失和藝文急難補助等需求,常常難以切割開來討論。

在現階段,去與其他國家比較紓困資金帶來的總體效益還為時過早,因疫情的影響幅度、持續時間,預算規模、新的產業振興措施,以及針對藝文工作者的社會安全網絡覆蓋率等皆差異甚大,無論是在台灣、歐洲或是其他地區,都很難進行比較。正如德國文化部長莫妮卡‧格魯特斯(Monika Grütters)所說:「藝術家不僅不可或缺,而且在當下更加至關重要。」面對本次嚴峻的疫情,各國政府如何應對疫情下的藝文產業困境,並提出相應的政策,也更值得我們借鏡。


本篇文章由國際長李亦晟、副國際長黃馨儀共同編輯。

部分內容由學會理事及秘書處成員受訪提供,感謝他們對本文的貢獻。

文化政策學會對台灣藝文紓困措施的彙整與評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