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襲產製造中的「可視性」：二十一世紀文化多樣性與公共記憶之再現政治/策】主題特刊徵稿

九零年代中，馬丁・傑（Martin Jay 1995）批判性地檢視視覺如何主導人類歷史，近三十年後，我們所在世界仍然以「可視性」為尊，而忽略其他感官或心靈性品質。尤其在有關「過往」的領域中 – 文化認同及歷史想像之闡聯 – 可視性持續鞏固了強調物質性和實證主義的特定知識方法。換句話說，「可視性」成為了襲產製造過程中的關鍵，而我們在此特輯中特別想要檢視反省這一題。我們相信此調查探尋在二十一世紀是特別重要的，在當前「文化多樣性」滿溢於政策文件（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永續發展教育 – ESD），或是國際大獎競賽中（例如美國影藝學院更新了其提名機制相關的平等與包容目標，以促進影業多樣性）。

襲產在此增進可見性與文化多樣性的推動中扮演獨特角色。2021年，國際文化紀念物與歷史場所委員會 （ICOMOS） 出版了政策指引（應當是首次有此整合嘗試），提供推動襲產取向的永續發展目標指引，且呈現襲產對於永續發展的貢獻實較常識認知更為廣泛許多（Labadi et al. 2021）。襲產更被持續認為能多樣化公共記憶和公眾視野，於是能促進跨文化理解。然而，襲產的種種潛力亦有其限制，尤其是襲產推動無可避免需要面對空間政治的挑戰時。在首爾，遊人們必定造訪地標建築東大門設計廣場 – 明星建築師薩哈・哈迪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然而人們一旦踏出地鐵站所映入眼簾的，其實是朝鮮時代留下的史蹟遺構，其所形成促進的歷史框架立即導引著人們去循特定路徑認識這個城市（Lee 2018）。在基隆的西班牙諸聖教堂考古遺址現場，基隆市府團隊和台、西考古專家們對於遺構有相互競爭、不同程度可視性、現地或離地的保存展示計畫 – 連結到不盡相同的議程以及可能性前提。遺構加上擴增實境技術固然有助重新召喚「過往」，然而毗鄰遺址而居的市民或村民卻往往處於陰影之下，一如被拆除的東大門球場和相關體育記憶一般模糊。批判思考的學者很快地應會質疑提問：是誰在特定可視性展演以及相關可能性之背後？這是誰的可能性？或者，可視性展演背後的權力幾何如何操作？面對有限空間，「可視性」往往位居記憶政治的中心，當政治/政策選擇凸顯部分襲產/記憶的可視性，無可避免引發了記憶倫理的課題。

依循著「可視性政權（regime of visibility）」（De Backer 2019），以及布瑞格替 （Brighenti 2007, 323）所提示：「可視性同時促成了肯認和控制這兩種相反的效果」，我們籌組這個特輯，邀請研究者們來共同反思「如控制般的可視性」（visibility-as-control，傅科式思考）以及「如肯認般的可視性」（visibility-as-recognition，帶有反抗意味的），甚至是「如挪用般的可視性」（visibility-as-appropriation 甚或是visibility-as-(re)appropriation，後殖民意味的）。當然，（不）可視性相關討論絕對不限於考古遺址（本身其實是鑲嵌於社會脈絡的創造性實踐）。我們歡迎各種論文以檢視廣義襲產製造來探討可視性，探究襲產保存、再現、消費過程中的隱而不現的政治/政策動態。這可能是有關歷史保存如何為轉型正義動員以增加特定歷史論述的正當性基礎，也可能是電影中如何重建特定歷史現場，以助於展開另類的對話和行動路徑。

我們亦歡迎來稿探究特別針對國家扮演的角色，尤其是所謂的「新贊助者國家」（a new patron state）（Lee 2019），如何促進了特定知識生產，以及引發了（不）可視性倫理之相關議題，這尤其在後殖民主義或是移占者殖民主義（settler colonialism）脈絡中特別重要。可視性和不可視性之間的張力是重要但時時受到忽略的，如同崔西・愛爾蘭（Ireland 2015, 105)）所有力指出，歷史保存可能會繼續強化加深原住民以及其他邊緣族群在都市象徵空間中的缺席、不可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