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子宇 CHIOU Tzu–Yu
玄奘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aw, Hsuan Chuang University, Taiwan.
摘要
本文嘗試從 Adrian Vermeule 的行政國理論（Administrative State）與普通善（Common Good）憲政主義觀點，對於我國文化基本法的意涵進行重新檢視。尤其是該法第 28 條所稱之法律救濟管道，是否構成行政法上的主觀公權利。
本文首先梳理 Vermeule 理論與美國「司法退讓」原則（Chevron deference）對行政權的正當化意義，並分析其對我國文化法制的啟示。而從行政治理理性化觀點而言，文化基本法雖建立了完整的文化行政體系，但其規範多屬方針條款性質，難以直接導出具體的請求權內容。
進而，本文檢視文化基本法作為政策宣示性法律，在賦予行政機關裁量權與政策彈性的同時，如何透過專業治理將抽象規範轉化為具體政策與措施。以第 9 條文化資產保存、補助與徵收等條文為例，說明行政機關如何在多軌管理機制下，結構化裁量並落實文化治理的普通善目標。進一步，本文以「保護規範理論」檢視《文化基本法》作為主觀公權利基礎的困境，指出如「文化近用權」、「文化影響評估」等條文，因權利主體與內容界定不明，難以作為人民請求行政救濟的明確依據，形成具體化與可訴訟性的雙重挑戰。
綜上，本文從 Vermeule 的理論視角，嘗試釐清《文化基本法》雖較難被解釋為創設完整的主觀公權利體系，但也因而符合現代行政國家的需求，尤其是其確保留行政機關實現文化治理目標所需的彈性，同時也確保了文化政策的公共性導向，進而平衡個人權利保障與普通善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