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島際」與「國際」的區辨1
晚近臺灣的人文研究及當代藝術領域當中，涉及到「島嶼研究」（island studies）及「群島思維」（archipelagic thinking）的當代藝術展演及學術研討會，不論在視覺藝術、文學及文化研究領域，皆有不少的討論 2。但是，一場關於「群島」（archipelagic）或「島嶼」（island）為主題的「國際」（international）當代藝術展演及學術研討會，本身就已經彰顯一種在倡議思維和機制實作層次、內容操作和形式呈現上的矛盾狀態：關於此種知識生產的慾望，似乎仍服膺於一種近乎一般性的國際想像；若擺脫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跨國際視角，在東亞地緣政治的經貿架構底下，島嶼和島嶼之間的島際（inter-island）關係究竟所指為何？要又如何透過論述來思考實踐的可能性？過去並未在方法論和認識論條件的層次，被深化地思考。
例如，在藝文相關的學術討論場合上，如「文學 / 海洋 / 島嶼 — 國際學術研討會」（2022）、「群島之舷 — 南島族群美學視域生活美學學術國際研討會」（2022）；「中華民國地理學會年會暨研討會—沒有島是座孤島：島嶼研究新展望」（2024）等；觸及到島嶼或群島主題的當代藝文展演，則有「一座島嶼的可能性：臺灣美術雙年展」（2016）；「島嶼：台灣英國動態影像節」Islands: UK / Taiwan Moving Image Festival（2021）；「群島共振 — 臺灣文博會」Creative Expo TaiwanResonance Island（2022）；「馬祖國際藝術島：島嶼釀」Matsu Biennial: Island Brew（2022）；「島鏈亞太國際藝術展」Pacific Island Chain International Art Exhibition（2024）等。
儘管主事者邀請不同國家的研究者，針對島嶼歷史及海洋文化研究的成果，進行報告和分享；也有不同國籍的藝術家受邀參與創作的展出。但是，究竟「島嶼」的意義在當中要如何被展演和實踐，避免在實作的層次上，陷入一種表面化的「國家 — 島嶼」、「島嶼 — 國際」或「群島 — 國際」之直接對應和嫁接的關係想像 — 仍是吾人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
兩種島嶼的時間性
我們似乎必須進一步地探問：這些以「島嶼作為方法」(islands as method）的實踐，背後又是以甚麼作為目的（purpose）？當多數活動仍使用「國際」而非「島際」來命名的情況下，也暗示了機構及主辦單位這一策劃端所設想的「跨越不同國家」、「多種國籍」的與會者和參與者，仍是以不同國家的「國民」（national）為身分標記下的國際關係構想；而非是以不同地區的「島民」（islander）之間的交流為基礎的關係想像。直言之，當中對於島嶼論述背後的機制運作，若不是依然以國際的關係連結作為基礎，就是一種朝向國家化的未來願景。使得不論是探討群島關係和島嶼文化的國際研討會，或是連結其他「島嶼型國家」（island country）的國際藝術展演，在實踐層面上都呈現出一種島嶼性（islandness）和國家性（nationality）之間的拉扯與張力。
例如，在「島嶼思維」（island-thinking）或「群島思維」底下，島嶼或群島並非由劃界的認同所構成，有別於國族主義底下「島嶼」的封閉、單一化的認同；群島是由相互關係、彼此交互遠離又能夠展開連結的方式而形成，強調不斷流動的海洋必須突破原本區域劃分的疆界，無法被分割的海水是連結各個島嶼的生命鏈結（梁廷毓2022）。島嶼和島嶼之間的實質交流，並不構成一種特定「地點」與「地點」之間、具有清晰關係界線的關係性「網絡」（network），反而更近似於提姆．英哥德（Tim Ingold）所述的「氈團」（meshwork），具有交互纏繞、糾結不清、不存在內 / 外界分，只為了生存及運動而持續滲透彼此的深層聯繫（Ingold 2023）。
但在上述的當代藝術展演和研究交流的學術場合當中，對於不同島嶼及群島思維的展示，以及不同島嶼與島嶼之間的地緣關係，仍然受制於現代國家之間的外交關係（diplomatic relations）。筆者認為，這可能混淆了兩種投向未來的時間性（temporality）：一種是以島嶼為核心視野之徹底去國家化的政治解放想像；另一種是暗藏含著國家建構意識之工具化的島嶼觀念。前者的「群島未來主義」（archipelago futurism）是要實現一種去國家化的政治構想；但在後者 —也就是上述的學術及藝術活動案例當中，較趨向某種「島國未來主義」（island futurism），所欲朝向的是達成最終國家化的願景 — 卻因為「島嶼思維」實際上仍受制於「國際關係」，或必須考慮到「國家」的位置，而形成一種實踐上的張力。
必須注意，此種以「島嶼作為方法」的實踐當中，「方法」即手段之意，和「目的」相對照。那麼將國家當做一種最終目的，而不是手段，便意味著把島嶼的貢獻或者犧牲，作為達成國家化目的之代價，難以徹底地實現「像島嶼一樣思考」（thinking like an island）的烏托邦及去國家化之想像（至多是一種「島嶼型國家的思維」）。直言之，以「島嶼作為方法」來使臺灣自身朝向國際化的慾望，便是以島嶼作為達成國家化目的之手段。上述兩種看似對立的時間性，如果具有協商或調和的可能，會建立在何種對藝術展演的構想和策略之上？在甚麼樣的地緣條件當中，能夠使我們意識到這一張力，並且提出相應且適切的思辨方案？如果有一種非人、反國家與無政府、安那其式的「島嶼」存有模式，那麼可能會構築在甚麼樣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構想之上，顯現出一種蘊含生機性的「島嶼認識論」（island epistemology）？甚而逼顯了臺灣的「島嶼存有論」（island ontology），所內建的根本問題？
展演島嶼，及其認識論的重構
雖然諸多的當代藝術展演，都以「島嶼」或「群島」的認識（episteme）、假設（hypothetical）或隱喻（metaphorical），來思維一種關係性、連結性與整體性的美學與實踐思維，作為對「大陸思維」的逃逸路徑，並與「陸域中心論」的概念疏離該來。但是，卻也逼顯出「島嶼」的存有（ontological）問題 — 島嶼並非只是一種四面環海且孤立的存在；相反地，本身的組成即是各種地理、地緣條件及現實政治力量交錯相生之地。若以《浪漫臺三線藝術季：淺山行路人》The Romantic Route 3 Art Festival: From Nowhere to Now Here（2023）與《海浪的聲音那麼大》Overlapping Waves（2023）展演為案例，其所蘊含的「淺山」（low-elevation mountains）及「海景認識論」（seascape epistemology），展演回返至各種力量相互錯置、叢生的實地現場，即可能展演出一種具備不同尺度的權力作用、關係連帶和生機性「島嶼」的潛能。
首先，《浪漫臺三線藝術季：淺山行路人》一展以臺灣島上的淺山地帶、橫跨多縣市的臺三線公路為範圍。企圖勾勒「淺山」是與平原接壤的低海拔山區丘陵與河谷環境，泛指海拔 800 公尺以下人類相對易抵達的區域，因而由多種自然、半自然與人工棲地鑲嵌而成，其特有的生態環境孕育著不可取代的生物多樣性。指出「淺山」並非僅是一個地理空間，如同《林野：力的交界》（2023）一展所揭示的臺灣「淺山」認識論：指出淺山地區是漢人與原住民角力的場域，是地方社會與國家對抗與協商的所在，也是人地關係格外糾結的所在。隱含林產資源、族群互動、國家力量及世界的影響（國立臺灣博物館 2023）。強調其流動邊界的能動力，重視「多樣性」與「內部異質性」，關注他者與環顧自然，以人與自然為生命共同體的實踐，試圖在族群相互交織的淺山地帶進行多方性的照料（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 2023）。並且暫時從國家內部來弱化單一政治疆界的感知途徑，開啟一種敞向世界的關係性。
相較於島嶼的淺山認識論，《海浪的聲音那麼大》展覽以臺灣東海岸為基地，藉由凱琳．阿米特．英格索爾（Karin Amimoto Ingersoll）的「海景認識論」概念，試圖脫離以「地景」（landscape）為中心的藝術視野，走向以「海景」（seascape）為核心的水體世界（龔卓軍 2023）。使島嶼的海景不是海濱渡假飯店對於海岸的私有化思維，島嶼的海岸線亦不再是國家風景管理區的觀光思維下之凝視客體。進而言之，如果從大陸型國家的思維而言，「島嶼」常和邊界、封閉與孤立性（insularity）一詞連結，意味著某種狹窄、目光如豆、閉關自囚的存在，與象徵開放、多元、包容的「大陸」形成明顯對照；那麼上述《浪漫臺三線藝術季：淺山行路人》與《海浪的聲音那麼大》，則企圖從島嶼的海景及淺山地景，提示出「島嶼」本身內建的地質與地理性，以及更重要的 — 由地緣性因素所構造的存有模式。
若從晚近「地緣社會」（geosocial）的觀點來看，我們無法將地質與社會的關係分開來看待，兩者的交疊所涉及的相關環境感覺，強調出「人」與「非人類社群」（human and nonhuman communities）之間關係的複雜性，及其各種型態的交往網絡（Palsson et al. 2016）。傳統上，「地緣」一詞被用來嫁接發生在無視「非人」存在的地緣政治（geopolitics），山川及河海不被視為能夠採取行動、發揮政治力量的行動者。相反的，此種「地緣社會」的視野，不僅止於對淺山地景與海景的認識，更意圖指出一種以實體意義上的「島嶼」，為基底的島嶼存有模式與地緣社會性。換言之，上述展演雖無法徹底逃離國家的政治框限，卻不完全以國家為中心的地緣政治作為核心思考，也進一步觸探了人們與其身處其中的島嶼，在存有論層次上的地緣性。
具體而言，當代藝術展演對於「島嶼」的認識、假設或隱喻性的操作，比起講求實證性的研究與學術活動，有著更多的發揮空間，進行不同感知、文化、地理與政治型態的想像與連結。相反地，研究與學術活動則在知識的生產上，能夠展現更細緻的話語思辨能力。但正如上述《浪漫臺三線藝術季：淺山行路人》與《海浪的聲音那麼大》兩個展演的呈現，無論如何思辨「島嶼」或「群島」，在「島嶼存有論」的層次上，人文研究與藝術實踐都共享著同一個極具張力與複雜性的地緣性因素，也暗示其中鑲嵌著同一種實際身處於「島嶼」之中的認識 — 感知條件。
認識―感知條件的地緣性
就現狀而言，在當今的現實政治處境中，現代國家以領土主權為核心的疆界政治（border politics）仍然支配著每一座島嶼，任何的當代藝術展演及學術研討會也無法自外於此一處境。因此，在國家的視域底下，無論是對哪一塊土地的命名，皆暗示了可以被劃分為單數「島」和複數「諸島」的區塊，得以動用行政單位來加以治理和控制。換言之，如果以「島嶼作為方法」還涉及到一項分析及探究的島嶼自身的方法論（methodology）要如何建構的問題，那吾人仍需要進一步面對臺灣作為一個「非國家性的國家」（nation without nationality），要如何理解自身的認識 — 感知條件？
從既往「地緣政治存有論」（geopolitical ontology）的角度，國家被視為一個最為基本的單位，是具有特定領土、政府和主權的存有。此種存有模式，主要被用來分析不同國家之間的地緣政治關係，包括領土爭端、資源競爭、衝突和合作等方面。並且呈現出地緣政治實體（political entity）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及這些關係對於國際政治格局的影響。換言之，以現代國家能夠施行治理效力的政治存有論而言，島嶼的存在本身，及其蘊含的另類政治關係之想像，始終是一種「非正式的存有論」（informal ontologies）— 然而，此種並非是制度化和體系化的政治實體，卻仍可能是個人、群體或特定領域對於政治實體和島嶼觀念的理解方式。
殊為可惜的是，雖然在晚近人文研究及當代藝術的範疇裡，「元群島」（meta-archipelage）所指向的「島嶼」和「群島」，本身即是一種激進的非國家式、生態關係性的思維型態（Whittaker et al. 2018）；但是，諸多以當代藝術做為「文化外交」的現實案例中，卻弔詭的繞經了國家式的政治主體構想，指向臺灣這一「非國家的國家」用以突破國際外交困境的手段。換言之，我們對於「島嶼」或「群島」思維的提倡，不是要自我實現一種去國家化（denationalization）的跨地域關係：在此思維底下，越要去思考「島嶼」的存有，反而越遠離非國家意義下的複數性「島嶼」，亦越是一種實現「群島」關係的不可能。更確切地說，朝向一個「國家」的發展意圖，成為這些論述背後的「暗語」，是要推促臺灣這一「島國」（island nation）與其他不同「島嶼型國家」之間的關係，甚而再次還原為一種非關「群島關係」的地緣政治關係。在論述思維和現實政治的實踐上產生極大的落差，使得「島嶼」成為某種混淆或表裡不一的詭辯。
面對此種地緣性（geopolitical）因素所形成的鉗制與弔詭，在上述以島嶼、群島為主題的藝術展演及研討會，往往礙於現實的政治框限、美學關懷與展演策略上的選擇，並沒有涉及到這一問題背後的地緣條件之揭露，以及島嶼的存有模式之思辨。涉及到「島嶼認識論」的展演，主要仍是以淺山與海景作為認識的對象，來重構島嶼當中的「人」與「非人」；「自我」與「他者」；「主體」與「客體」之間在此一地理環境當中蘊含的關係性。另一方面，雖然有涉及到認識 — 感知層面與地緣條件關係之討論，但仍未後設地審視此種認識 — 感知狀態，究竟是如何被生產及形塑。筆者認為，若將上述一組組的對照關係，用以審視「大陸」與「島嶼」；「中心」與「邊緣」；「帝國」與「殖民地」；「觀察者」與「被視者」；「統治者」與「被支配者」之間的關係，放置於臺灣的歷史脈絡及現實處境當中，便可以看到更為深層的思想問題：既然「島嶼」必然是形成主體化作用的地質學基礎，也是常久以來任何的帝國殖民者所欲通過各式的學科知識來進一步認識和掌握的客體。那麼我們是否應該要體認到這一種蘊含張力的關係；而不是定根於某一種政治及意識形態先行的位置和思維之上？
一種「地緣之島」的存有意識
若將問題再往前進推一點，在臺灣特有的文化政治語境裡，總是和「國家」有雙生關係的命題：臺灣的主體性（subjectivity），究竟在甚麼程度上和「島嶼」的地緣條件產生難以割離的關連？如果「島嶼」同時是主體性構成的條件，也是被認識的客體；是一個提供「自我」建構的地方，也是一處孕生「他者」的異地；既是追求「同一性」（identity）的國族及領土疆界，也是欲求「非同一性」（non-identity）及差異性的概念空間 — 構成了一種島嶼在認識論及方法論操作上的弔詭 — 此種因為地緣性因素而產生的存有模式，以及不斷生成各種相互衝突、矛盾與疑難的認識—感知條件，究竟需要何種更為異質的「島嶼存有論」型態來應對？又需要採取何種對於「島嶼作為方法」的方法論批判？
必須強調，在上述的學術場合及當代藝術展演當中，內建了一種島嶼與國家；群島與國際並置的弔詭現象，具有它生成的社會及政治脈絡，甚至有其歷史性，短時間內必然無法撼動和變革。但本文於此的重點，在揭示出島嶼的地緣政治，以及複雜的認識 — 感知條件之後，如果仍然還有論述工作上的出路，便是要直面感知及知識生產層面的殖民性（coloniality）與更多維度的地緣性問題：當我們將某種大寫的「臺灣」（TAIWAN）指向一種國家式的政治主體，但國家化的慾望得以依附的「臺灣島」（Taiwanese Islands），卻同時是我們賴以生存的「母親之島」（mother island），又是一處必須對其進行各種研究、展演和認識的客體 —迫使我們不斷在「國家 — 島嶼」或「群島 — 國際」這一組關係當中，以「國家」構成的「國際」想像作為潛在的中心點，持續生產及輻輳出海洋、島嶼和群島之間的固化階序—不論在藝術與人文研究的場域，皆一再地成為我們去實踐自身「島嶼性」時的實際矛盾和根本困境。
最後，晚近隨著「人類世」（Anthropocene）議題的出現，雖讓人們察覺到自身作為一種地質作用力（geological force）以及人類對生態環境造成星球尺度的影響，卻也可能在大地（earth）是連貫一體的存有思維下，忽略了地表上「島嶼」與「大陸」的不平等關係。事實上，「人類世」所拓展的人與非人類共構的「地緣社會」，終究無法完全取代或撤銷「島嶼」原有的國族慾望及其帶來的現實困局，甚而正是身處在多重的張力、不同的力量接觸及鑲嵌的關係當中，更顯現出吾人思辨另一種「島嶼存有論」的迫切性。究極而言，「島嶼認識論」的建構固然很重要 — 但是，我們之所以還需要進一步思索島嶼和群島的問題，不應以國家為終極目的，而是為了重拾某種「地緣 — 島嶼」（geo-island）的存有者位置與批判能動力（agency），並且實踐一種地緣美學 / 哲學（geo-aesthetics/geophilosophy），釐清「島嶼」自身所內建的認識 — 感知條件，除了鬆動知識的殖民性，也必須擺脫長久以來加諸於島嶼之上的「存有殖民性」，從而朝向島嶼自身的解殖之路。
註腳
- 謝謝匿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與修改建議，使本文能夠以更完整的面貌呈現。
- 必須注意的是，以「南島」(Austronesian) 為主題的國際當代藝術展演，如「泛南島：原民性與當代藝術 — 國際論壇暨策展工作坊」(2019)、「臺灣國際南島藝術三年展」(2023)；「臺灣 — 關島：南島國際藝術展」(2023）所憑藉的是「南島語系」(Austronesian languages）這一個主要分布在島嶼上的語系，以及由南島人群所使用的語言及文化 — 構成的海洋為中心之思維。但「南島」並不限於實際的地理分界，而是透過科學實證 ( 血緣或語言或人類學方法）來檢視，與本文所指的「島嶼」並不屬於同一個討論脈絡，須以另文探討。另一方面，近年的「南方以南：南迴藝術計劃」(2018)、「南方作為相遇之所」(2019）、「秘密南方：典藏作品中的冷戰視角及全球南方」（2018）與「南方：問與聽的藝術」(2017），則是在全球南方 (Global South）的架構下來重新審視臺灣，與本文討論的「島嶼」和「群島」論述，彼此雖然有所關聯，但仍屬於不同概念及意義脈絡下的課題，筆者亦將以另文探討。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