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經多年的能量積累，台灣文化政策研究學會在2022年11月發起了《文化：政策．管理．新創》（Culture: Policy, Manage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CPME）國際學術期刊。創刊的理由，除了長久以來臺灣欠缺文化政策、管理與新創（以下簡稱「文策、管創」）領域的專業學術期刊及文化智庫，致使在地的知識體系難以反覆辯證積累，決策體制缺乏實證的研究基礎；相對地，學術批判也難以發揮引領文化公共議題的輿論力量[1]。當然，創刊的目的更企圖透過一個位處「臺灣．亞太」邊界的國際期刊的發起，介入全球「文策、管創」知識體制和網絡生態系的構聯進程，對國際知識的生產現況提出反思及叩問。
2022年2月多位國內外期刊編審及諮詢委員在臺北華山文創產業園區[2]，以及10月在比利時所舉辦的「國際文化政策研究會議」[3]中，籌組了二場期刊發起論壇。其中，主編以「臺灣．亞太—文化作為方法」提出了二個理解當前「文策、管創」知識生產的思考取徑：一是傅柯式的知識生產體制，這涉及體制中能動者的權力、機構、位置、程序與論述。二是文創知識的網絡生態系，刻劃網絡生態系中能動者之間彼此共生、共存，以及相互依賴的關係。
論壇的核心提問包括：1.《文化：政策．管理．新創》學術期刊的發起，涉及了甚麼學科、學門的專業知識與權力劃界，在體制化過程中如何維持其反身、批判與能動性？2.當前「文策、管創」知識生產與出版體制中，如何面對西方與非西方，以及全球北方與南方之間的失衡問題？「臺灣．亞太作為方法」介入的實質內涵又是甚麼？3.以「文化作為方法」期刊能否面對當代重要社會與生活議題？而文化在與政治、經濟、社會體制構合過程中，能否維持核心位置？4.國際文策、管創知識體制與網絡生態系，又如何構聯當代知識生產潛在能動者之間的繁複互動關係？
「文策、管創」知識框架的錨定：體制化與反身、批判、能動性
從期刊的籌備會議到論壇的辯證過程，國內外編審及諮詢委員都明確指出，「文策、管創」是個崛起中的新興知識領域，因此特別需要開放嶄新的觀點、題目和取徑，容許跨學門間的知識辯論。從專業知識體制的角度來思考，圍繞在一本期刊的幾個關鍵字：權力、位置、機構、專業、制度、公共領域、網絡生態體系等，都是文化治理經常運用的複合語彙，而每一個語彙背後都涉及不同的理論和取徑。從各個學科、學門、問題、方法和語言切入，都可能形成差異的專業知識；而這些語彙經過法規、科層體制的程序，則轉換成機構的論述（Foucault 2002）。這些也涉及到知識生產者背後如大學學院、系所、博物館、美術館，以及文化產業部門等機構組織的人員升遷及話語權。
現行國際「文化政策」與「文化管理」領域的主要期刊（如表1）[4]，較早創刊於1960年代晚期—1980年代。初期以「藝術管理」為主題的期刊居多，隨後歷經階段性更名（如The Journal of Arts Management, Law, and Society於1969年以Performing Arts Review為名創刊，1982、1992二次更名）。2010年之後發起的期刊多以「文化管理」為名，而「文化政策」領域期刊則自1980—1990年代發起，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創刊於1993年。至於將文化管理與文化政策整合於同一期刊名稱，則是2010年代以後的現象。多數期刊為歐洲、英、美、加拿大地區的大學與商業出版社、獨立出版社，或者文化組織及文化機構共同合作贊助發行，以英文或歐洲語言並行出版。期刊主編的學術背景，分佈於大學的藝術行政、美術、文化管理、商業管理、媒體研究、經濟學、生產工程、文化觀光，以及文化政策研究領域等相關學院系所。2021年甫更名為Journal of Cultural Management and Cultural Policy的德國期刊，三位現任主編分別屬美國藝術領導與文化管理系所、德國藝術管理學院，以及文化生產系所。北歐的Nordic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主編則為芬蘭文化政策中心研究員。
相應於其他國際期刊，《文化：政策．管理．新創》的主編任教於藝術大學人文學院及師範大學美術系。編審委員的學術領域則橫跨藝術管理、族群研究、社會科學、博物館學、法學、國際事務、傳播學、文化觀光、創業管理等領域。至於國內外的諮詢委員則分別來自文化政策研究、經濟學、文化管理、商業管理、政治學、國際關係、藝術史、科技史、區域研究、媒體研究、創意產業、表演藝術，乃至應用科學等等學術領域。文化政策與管理注定是跨領域、跨學門的綜合性期刊。本刊創刊的目的即在「尋求文化價值論述與文化政策、管理、新創實務知識之整合，強調人文學科、社會科學、經濟商管等實務知識的跨域辯證。」
表1. 文化政策與文化管理領域國際期刊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各期刊官方網站
不同學科學門的確影響分析及思考國家藝術文化管理的路線。分析臺灣都市與區域文化策略研究的知識生產網絡，王志弘（2019）指出，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所側重於社區參與、市民城市、文化抵抗與文化治理的空間政治；而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則著力於論證公共領域、文化權利、文化理性與文化治理的再東方化。研究論述背後確實存在著一套「真理體制」，包括作者是誰？屬於哪個學門，學院系所的課程安排如何形塑其學術路線等等都是重要變項。而期刊的知識生產及出版，同樣涉及不同知識論述話語權的掌握。一個期刊的發起必須考量學術出版的現實環境，包括期刊的評等標準，投稿率、退稿率、內外稿的比重，以及評審委員的著作等等。目前期刊雖然尚未進入國內及國際索引系統，但對於文章品質、審稿期程、期刊資料庫、開放取用政策和影響力等，關乎學術出版與學術研究者生存的現實考量，都已經納入編輯審查政策、標準及流程之中。
我們一方面希望期刊是文化的、人性的、尊重的，彼此雙向溝通，讓投稿超越生硬的知識篩選體制，促成跨世代的文化知識對話。如同評論主編吳介祥在論壇中所表達，期刊期待開創一個較人性的方法和空間去討論，讓觀點互相照見，而非將別人淘汰。另一方面，期刊也試圖開展文化學術界與藝文創作、評論者及實務工作者之間的對話，結合產業應用，例如CSR、新創事業管理個案，以及文化公共事務的建言、監督及辯論等。透過「書評、藝評、展評、政策評論」以及「論壇紀要」及「個案報告」等稿類，希望藉由評論性、實務性個案的分析報導，收納文創業界的實務經驗。期刊也透過社會企業或獨立出版社的經費贊助，促成研究知識的「開放取用」；而藉由市場流通、公共輿論、讀者同儕和網路的傳播及反饋，期望刺激期刊的反身性、批判性和能動性。如同霍爾（Hall 1996）及陳光興（2000）在1990年代對於文化研究做為一個學門體制化過程的省思，我們都期待面對「文策、管創」知識的體制化，仍能維繫一種進步、開放、有生命力、創造力、批判力、歷史解釋力、具國際主義精神的學術場域。
「臺灣．亞太作為方法」：全球文化政策知識生產的失衡
在ICCPR研討中，Cultural Trend期刊主編之一，也是本刊韓裔諮詢委員的Hye-Kyung Lee點出當前國際文策、管創知識生產與出版體制中西方主導，以及全球北方與南方之間的失衡問題。當代知識生產體制確實仍是西方中心，在後殖民時期，美歐國家文化價值論述結合了國際文化機構（如UNESCO、IFACCA、WTO等），和亞太內部知識體系及文化官僚機構的支撐，維持著新的西方主導權。全球文化政策語彙、學術知識生產，都受到西方價值和制度論述的影響和牽引，在非西方國家的文化政策與治理體制中滲透、內化，成為難以切割的一部分。這些由外力所強加，或者自我調節、迎合的力量，若未經過反思、批判和在地化的過程，將持續框限或束縛非西方的知識生產（劉俊裕2018）。
我們的提問是，「臺灣．亞太」究竟是否可能發展出一種屬於在地的文化政策與管理論述？若可能，「臺灣．亞太」作為一種反思路線究竟是甚麼意思？要如何以西方之外的經驗找到新的參照點，發展出不同的取徑？又如何破除「本土」、「國族」中心主義的迷思？在ICCPR研討會中，安特衛普大學Annick Schramme教授也批判地質疑，所謂「非西方」，或者CPME提出「臺灣．亞太作為方法」的具體內涵究竟是甚麼？又如何與西方的論述區隔？這的確是我們期待能逐步尋得解答的問題。
在國際文化研究領域， 薩伊德的《東方主義》（Said 1978）及《文化與帝國主義》（Said 1993）勾勒了歐洲對東方或亞洲進行殖民式的知識與論述形構。霍爾則批判地闡述西方藉由現代化與現代性的論述，凸顯歐洲與他者的對比（Hall 1992）。相應於此，日本學者竹內好（2007 [1960]）於1960年代提出了〈作為方法的亞洲〉，溝口雄三（2011 [1989]）更以《作為方法的中國》主張重構亞洲與西方文化和知識權力關係的未來走向。陳光興（2006）的《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同樣試圖尋找西方以外的知識參照點，階段性地推動國際知識體系的重構。國際文化政策研究領域近年來也出現了企圖從東亞及亞洲經驗，超越英美語系及歐洲文化政策理論的取徑，探討文化與國家和文化與產業市場的動態關係，並試圖從亞洲地區國家的文創地景分析，解除西方對於文化創意產業知識的主導權（Lim and Lee 2014 & 2019; Hong 2019）。劉俊裕（2018）的《再東方化》也藉由反思、重構、重生、重返與重新詮釋東方主體，挑戰「文化經世」傳統、臺灣文化民主以及內化後的西方現代性，並尋求東南亞及第三世界國家作為當代台灣汲取國際文化知識體系新參照點的可能性。
「臺灣．亞太作為方法」的意思，是以一種反身的思維方式，用一套逐漸有別於西方的文化語彙和價值詮釋，試圖讓後設的文化價值論述產生在地的意義，並且在實務上操作變為可行，進而將其轉化為一種切入文化政策、管理與新創知識的創新方法。主張「臺灣．亞太作為方法」，並不意味著反西方，或者反抗整套西方的文化價值和文化政策體制。我同意陳光興（2006）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西方已經在我們之中內化了。「臺灣．亞太作為方法」以臺灣為出發點，銜接原住民族、南島語族、東南亞、東亞、亞太（甚至印太地區），作為一種思考文化政策與治理的新參照點。臺灣在東亞、東南亞、亞太知識邊界的地緣政治中，其實處在一個策略性浮動的位置。揉合原住民族的自然觀及華人知識傳統，以及日本、西方賦予的殖民現代性，當代臺灣發展出以公民自發性、參與式文化治理，以及年輕的文化民主體制等獨特的文化特質。臺灣特殊的處境，逐步在其對內、對外文化關係中發展出以民間為主體的多元、包容、匯流、自省、謙遜與去威脅感的殊異性。當代臺灣呈現出非屬強權國家的親切感及人情味、不強力主導議題議程、不刻意形塑樣板文化形象、不強勢行銷國家文化軟實力，以及訴求跨國文化間理性且真誠溝通的互惠交流模式（劉俊裕2022）。
「文化作為方法」：文化在務實知識中的核心位置與操作化路徑
文化在政策治理內蘊、衝突的場域當中，究竟能否維續它核心的位置？（Hall 1997）而文化價值理念又如何轉化為操作化、行動化路徑？[5]文化政策、管理、新創都涉及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之間方法論的迥異。現代社會中，文化管理的學術文本，多著重在探討文化的科學化管理及文化的經濟化。傅柯也曾由西方歷史上「統理性」（governmentality）的概念解析，探問文化治理究竟是一門「藝術」、「技藝」還是「科學」（Foucault 1991）？其實，文化與管理的概念應是相互辯證界定的。對於文化或人文學科如何可能對當代科學知識體制產生的貢獻，以及如何尋得二者理論及方法之間的和諧發展，並且超越商業管理、政府科層體制，以及經濟市場規則對於文化的管制，則是文創知識界亟待面對的課題（Liu 2016; 2019）。
《文化：政策．管理．新創》「強調以文化的思想、理念、哲學及價值論述為基底，重視原住民族與多元文化價值，並尋求文化與政策、管理與新創知識領域間的跨域結合。」在文化治理過程裡不只有社會科學，更要注重人文學科。參照人文思想、歷史、文化研究批判和文化地理學的界定，我們「將文化理解為一深層意義價值的詮釋，包涵藝術、美學及各種民俗技藝的形式，以及不同族群的知識、情感與歷史記憶，同時也是大眾媒體、運動休閒、節慶活動及流行文化等當代生活日常形式的聚合。」期許透過研究的深化，「促成學界、公部門、企業和社會大眾之間跨部門的開放對話，提升相關領域之研究及實務應用」。[6]
主張「文化作為方法」則必須讓文化能夠面對當代重要的社會議題，王志弘在期刊發起論壇中特別提出了「勞動」，以及重視文化工作者勞動權益的議題。吳介祥也點出期刊對於藝術作品創作的歷史脈絡梳理與資料蒐羅的重要性。我認為「文化作為方法」是以文化的公共性、藝術人文的內在本真價值與反思批判，以及對人類生命或人性終極關懷的永續價值辯證，作為一種國家、城市不同能動者進行國際文化關係行動的核心思維邏輯。再由此調節文化與政治經濟權力、利益、機構、象徵意義的內蘊與衝突，進而轉化出一個更開放，具同理心、包容性的國際文化知識體制。
其次，知識份子從批判的角度出發，堅持能動性、理想性，無論是滲透到體制當中鬆動體制，強化反身現代性；或者從民間第二、第三部門相互協力，形成文化NPO和企業之間的夥伴關係。抑或從文化公共領域與文化反抗的取徑，爭取文化權利，訴求文化自理與第三部門持續監督，擾動第一部門，這些路線都必須要並行存在（McGuigan 1996; Bennett 1999, 2001）。吳介祥（2022）、王俐容（2022）主編的二部關於臺灣文化公共領域專書，正是在探問文化公共領域對臺灣的具體意涵。她們不僅注意到了臺灣公民社會、菁英以及公共媒體、數位傳播科技、社群媒體的公共性及公共議題，也沒有遺忘小眾、非主流、族裔、性別、底層等對象和議題。同時也關注到了文化公部門的審議民主、文化機構和企業資本運用ESG與文化資產鑑價等文化策略工具。文化價值理念在實踐的過程中，需要找到行動化及操作化的路徑。除了訴求文化的理想性與超越性之外，也得以明確地告訴官僚體制操作的方法，結合地方性的語彙和生活的紋理，將國際的經驗帶入在地，並經由文化和地方意見的盤點彙整，找到得以操作化的行動路徑。
「文策、管創」知識體制與網絡生態系的構聯
文化政策知識生產並非全然是對抗的。除了談臺灣的文化知識生產體制和跨國、亞歐、東方西方之間的權力關係，在期刊諮詢委員邀約的過程中我們也發現，學術間的對話可以是友善的，包括歐美對臺灣、東南亞、亞太及南半球第三世界國家的支持。因此，我們也思考是否可能從國際文化政策知識體制與網絡生態系構聯的取徑，理解當代文化知識生產與散播能動者之間相互扶持的關係？
「文策、管創」知識生產的網絡生態系，應該尋求文化、經濟、社會和環境面向之間的平衡。不同能動者彼此連結的競爭場域與合作網絡，也形成互賴共生、相互滋養的生態體系，構成了一種互為主體的文化治理與公共領域的氛圍。文化價值與文化生命力的永續發展，取決社會能否確保文化網絡生態體系的多樣性與複雜度。生態系中不同能動者之間並非一套不變的公式化互動，或者掠奪、主導的關係，而是強調差異，不斷更新、演化、繁衍，以及持續共創、循環的多樣繁複關係（Holden 2015、Liu 2016、劉俊裕2021）。
圖1. 《文化：政策・管理・新創》知識體制與網絡生態系
資料來源：作者繪圖
融合上述辯證對話，我們從《文化：政策．管理．新創》期刊知識創造、生產、散播、流通、評論及消費的生態系中的：A.能動者（個人及機構）、B.知識學門、C.範疇議題、D.文化公共領域的行動介入、X.國際網絡、Z.可能的結果及影響等層次，對期刊的知識體制與網絡生態系進行更清楚的圖繪（圖1）。首先，政府文化部門、公共藝文機構、公立大學與研究機構等「藝術文化的政策網絡」的能動者（A1）；公司企業財團、藝文社會企業及個人贊助者等「藝術文化的經濟資本網絡」能動者（A2）；學者智庫、藝術基金會及社會運動團體等「藝術文化的社群網絡」能動者（A3）；以及個人、個別藝術創作者、大眾媒體等「常民文化的媒體關係網絡」的能動者（A4），將文化治理整合為一個多層次、多中心的互動連結網絡生態體系，以及具有多面向的對話與流動網絡。當然，不同能動者之間彼此的權力支配與被支配關係、競爭、依賴與合作關係，亦是不容忽視的環節。
構聯文化、政治、經濟、社會和個人面向的知識學科、學門：文化政治領域（B1）主要分析文化政策規劃與制度機構的調節，乃至於公私夥伴協力治理等議題範疇（C1），在文化公共領域的介入行動中產生主導、調節與賦權等作用（D1）；對外則進行藝術文化外交的論述，以及國際文化組織網絡的官方參與（X1）。在文化經濟領域（B2），則探討文化創意經濟、文創內容產業和藝術文化商品貿易等議題範疇（C2），進行資本市場投資、生產、贊助、分配、勞動及消費等方面公共治理的介入（D2）；在國際層次則透過跨國文化企業的連結影響全球文化經濟（X2）。而從文化社會領域（B3）切入，則研究當代社會文化議題、文化非營利組織，以及文化行動反抗等議題範疇（C3），以文化的協力、監督與反抗等行動介入文化公共領域（D3）；透過國際民間文化組織的達成跨國文化社會連結形式（X3）。至於文化研究領域（B4）則分析包括個人藝文活動參與、文化自由表達，以及文化輿論和網路媒體傳播等議題範疇（C4），也藉由文化挪用及溝通行動介入文化公共領域（D4）；而常民文化及媒體層次的跨國串聯，則是透過網際網絡及跨國媒體等形成連結（X4）。希望期刊能引發文化公部門內省機制，維續知識生產的贊助，設定研究者專業規範，並啟發個人及藝術家的批判及動能（Z1-Z4）。
當代國際文化政策、管理與新創知識生產體制與網絡生態系，強調不同能動者之間產生對話的可能性。政府文化部門與民間二、三部門能動者在彼此協力、競爭與合作的過程中，進行價值的交互辯證與權力的相互制衡，進而在國際體制中融入了文化的自主性與反身現代性。文化價值理念在國際文化組織的空間、制度運作中滲透，並且與政治權力、經濟利益、社會關係相互構聯，互為主體也互為形構要素（劉俊裕2022）。我們期待《文化：政策．管理．新創》能夠維續一個對年輕學者、實務工作者更友善、同理、開放，且允許世代間傳承對話的學術環境空間，而「臺灣．亞太—文化作為方法」有助於國際文化知識體制逐漸趨向更多元、多層次、多中心的互動運作，形成分權、參與、合夥、共治而開放的網絡生態系。特別期待台灣在地、原住民族、南島語族、東亞、東南亞、亞太及印太地區投稿人，以全球南方觀點出發來稿，並與歐美、西方知識生產持續進行批判性的辯證對話。唯有保持生態系網絡中不同能動者、價值理念、介入方式、互動模式的多重與多樣關係，才能維續全球文化政策、管理與新創知識生產的內在活力與生機。
[1] 張玉音。2022。〈台灣數千本期刊中，首本針對藝術和文化政策與管理徵稿的學刊：《文化：政策．管理．新創》如何被催生？〉。ARTouch，6月8日。網址：https://artouch.com/art-views/cultural-policy/content-67867.html（檢索日期：2022年10月1日）。
[2] 臺灣文化政策研究學會。2022。劉育良整理。【論壇側記】CPME期刊創刊：談「文化政策、管理與新創的知識生產體制」。台北市，華山文創園區，「文化，起風了！」論壇，2月25日。網址：http://cpme.tacps.tw/news02/（檢索日期：2022年10月1日）。
[3] Jerry C Y Liu. 2022. “International Knowledge Regime? or Network Ecology? for Academic Publishing in Cultural Policy, Manage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Antwerp,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ultural Policy Research, Panel Session, Sep. 22. The panel session is organized by Jerry C Y Liu online and chaired by Professor Ian King. Panelists attended the session on site include Professor Lluís Bonet, Annick Schramme, Richard Maloney, Hye-kyung Lee, and Marcin Poprawski, who are all editorial advisory board members of the CPME.
[4] 作者就現有文化政策與文化管理領域核心學術期刊進行整理，並非索引資料庫完整的表列。
[5] 王志弘、劉俊裕主談。2021。劉育良、姚麗金紀錄。〈【論壇紀實】台灣文化治理的十年路線辯證 2011-2021〉。臺灣文化政策學會主辦，新北市，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4月1日。網址：https://tacps.tw/culture-forum-2011-2021/。
[6] 參考《文化：政策．管理．新創》期刊網站。網址：https://tacps.tw/cpme-zh/。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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