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袁緒文（國立臺灣博物館教育推廣組/臺藝大藝政所博士生）
與談人：
王志弘（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CPME執行編審委員）、
吳介祥（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美術學系教授/台灣文化政策研究學會理事長/CPME評論主編）、
劉俊裕（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教授/CPME主編）
黃舒楣（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CPME諮詢委員）
編按
此論壇為TACPS台灣文化政策研究學會2022/02/25「文化，起風了」活動下半場，為《文化：政策．管理．新創》期刊發起論壇。對外介紹期刊緣起、目標範疇的同時，邀請本刊主編、評論主編及執行編審委員以「文化政策、管理與新創的知識生產體制」為題，探討在國內、外學術評鑑的專業化與體制階層化下，以學術期刊凝聚文化相關知識領域良性對話，帶動學術社群持續成長、積累的可能。《文化：政策．管理．新創》期刊文化政策研究學會智庫中心發起，由慕哲社會企業贊助經費。徵稿範疇從思想價值、文化政策辯證、文化法規制度等等，徵稿類別分為「研究論文」、「書評、藝評、展評及政策評論」、「論壇紀要與個案報告」三類，期待與當代社會有更緊密連結。
知識框架的錨定與「劃界」
論壇以《文化：政策．管理．新創》期刊的發起出發，以「文化、管理與新創的知識生產體制」為題，談及一份學術期刊背後所代表的學科知識框架，主編劉俊裕首先舉例指出「結構、系統、場域、網絡、公共領域、生態體系……」等談論文化政策與治理時常用的詞彙，背後都有一套不同的理論和論述。如結構主義—語言的結構、底層的物質結構、上層的文化結構；以及系統功能論—布迪厄的所提場域中不同能動者所動員的經濟和文化資本，如何形成象徵資本，能動者之間又是如何形成網絡；公共領域—哈伯馬斯談公共領域中人們能否屏棄自身利益，營造理想言說情境而能理性溝通、求得共識。再來是生態系—如何跳脫權力角力，進入彼此共存共生，永續發展的狀態。
由不同的理論取徑切入，可能產生不同的論述及知識生產的背景。如圖1呈現，他從生態系的角度來思考，縱向第一行呈現學科、學門、問題、取徑、方法和語言取徑。對於不同學門、學科取徑的差異，劉俊裕談到自己曾至法國的Burgundy School of Business商學院下的藝術與文化管理中心客座，觀察到他們談論的話題是特斯拉、喝紅酒、買房子、股票增值等等，對比起來人文學院底下的藝政所，話題似乎比較悲情地關注在公民參與、古蹟能不能保留等等。「這就凸顯出不同學科學門的問題、取徑和方法，也會界定我們思考國家藝術文化管理的模式。不同系所之間路線也有差異，思考同一個問題的時候，面向也會很不相同。」而又如臺大的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是在工學院底下；彰師大的美術學系是在文學院底下，對相似的議題，肯定也具有路線上相異之處。
再者上述也涉及到組織、機構，如博物館、美術館等的論述，也涉及到產業部門本身。這些不同論述必須要經過所謂Foucault所的談制度、法規、科層體制、程序，轉換成支撐機構的論述。因此無論是在寫研究論文、博碩士論文，背後都有一套知識生產體制，包括指導老師是誰、口委是誰？屬於哪個學科學門，以及學院系所的課程安排，如何形塑該系所的路線等等。最後到期刊的出版，涉及不同論述知識話語權的掌握，掌握話語權之後能否化為行動。
當中學術期刊、學術的發表越來越為學界重視，普遍視期刊為升遷和獎勵的依據，圖中以陰鬱的灰色來表示其系統化與體制化。而另一方面，右下方以光明的橘黃色，呈現一般會期待以期刊為代表的知識生產領域可以是公共領域，無論是對公共政策的建言、監督、辯論，乃至於付諸行動的各種形式的介入。而在學院當中，除了面向公共領域的社會，還要面向學生，也就是知識的啟蒙和傳承。他指出學科生產體制有多重面向，然圖中以灰色和橘黃色的對比，凸顯這種知識生產體制是充滿著張力。「以我在臺灣辦理期刊的經驗，特別應指出一方面此機制有著結構性的限制，一方面是我們有所期許，因此這種光明與黑暗的對比是我們一開始就必須思考的。」
王志弘以他多年參與「文化研究學會」的經驗，談及當時也是經歷建制化的過程。一開始也是引進新的學術思潮，老師們在校內開課、編輯給學生的讀本，乃至於有翻譯甚至自己寫教科書，中間會辦研討會、成立學會，而漸漸也有了刊物，甚至專門的系所，逐漸地把新興的跨領域的學術體制建制起來。而文化研究學會很早就對路線有所爭辯，一如文化研究一般會追溯到英國左翼的傳統，像Raymond Williams等人，作為批判的新興學域，它對傳統的人文學是不滿的，因此一開始是批判體制的，但是隨著系統的建制化，他們也在想「我們是不是在搬石頭砸自己的腳」，批判、反叛、質疑的精神，到最後自己也成了體制。然而王志弘也認為，正如同文化研究學會的爭辯，因為大家有清楚的體制化警覺，《文化：政策．管理．新創》期刊在圖中呈現的這種張力之下，亦積極思考如何能維持反身性和能動性。
期待開展跨學門對話
王志弘進一步提到，國內更早期的刊物—《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980年代從歐美回來臺灣的一批青壯學者，他們在臺灣民主化的過程中覺得應該以不同的觀點來思考。它的英文刊名是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是批判的，和臺灣相關的，且一開始就是跨領域。它的徵稿類別非常多樣，文化研究學會的《文化研究》也一樣，都收很多論壇稿，因此歷來幾次曾遇到科技部評選委員質疑「這麼厚一本期刊，怎麼大半都是論壇稿、評論和展覽評論……」，幸運的是這兩份刊物目前都還留在I級的名單上。目前《文化：政策．管理．新創》的稿類設計，也繼承了國內這兩份刊物的傳統，同時期刊的定位也傳承了臺灣民主化以來二、三十年的經驗。
劉俊裕指出，期刊的發起可能還涉及到更大的外環境，也就是期刊的評等標準，投稿率、退稿率、內稿外稿的比重、評審委員的背景等等。一方面希望期刊審稿是文化的、人性的、尊重的，彼此雙向溝通，讓期刊投稿超越生硬的體制。透過市場流通、公共輿論、讀者同儕和網路的傳播，亦將刺激期刊的批判性和能動性，達到跨世代的對話。另外一方面，也要開展跨學門之間的對話，以及和產業應用的連結，例如CSR、新創管理。因此也透過稿類「書評、藝評、展評、政策評論」以及「論壇紀要及個案報告」的設定，希望和公眾有更多連結，並和國際對話、接軌。
評論主編吳介祥認為，關於「跨領域」議題，以學者的角度來看，常常很難找到適當跨領域的期刊能將自身兩個甚至三個元素的知識完全、充分地掌握。很常發生當文章投到領域中相對保守的審稿老師時，可能就難以被讀出跨領域部分的重要性和特質。因此她也希望期刊能夠多包容跨領域的研究和嘗試。一方面符合現在的趨勢，一方面也以較為人性的方法和空間去討論，讓觀點互相照見，而不是畫出門檻將別人淘汰。
吳介祥也認為期刊的「書評、藝評、展評、政策評論」稿類，可以是一種可貴的文化資源。她提到當前跨領域現象的蓬勃發展，例如近期臺灣的藝術圈，音樂、舞蹈、戲劇、視覺藝術之間，創作者可能越來越像研究者，或是創作者的角色越來越靠近系統建置。又或是創作者之間所謂的「檔案熱」，如將臺灣過往的歷史檔案做成藝術品。這種創作、書寫、研究、田調和實證模式之間的穿插，這是臺灣現今的特殊現象—文化史、文化政策史或藝術史，以很短的時間在處理臺灣較長的一段歷史。若以藝術展演來處理上述這種潛伏的、尚未被訴說的，或是壓抑的歷史，就很符合文化政策研究希望看到的視角。因此，她也希望以前散落在不同地點的研究者和工作者，能在這個期刊上能有機會看到他人相似的研究，能相互補充或交流。
針對跨領域投稿，王志弘分享一個例子，本刊執行編審委員王俐容在《文化研究》創刊號上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在臺灣的脈絡中談論文化政策的三個論述。當時《文化研究》內部對於該文章是否符合文化研究的範疇爭議許久，因為《文化研究》早期大多都是社會學、文化人類學和文史哲、政治思想等主題比較多，他們覺得這篇文章是不是比較靠近「公共行政」領域？但是當時的編委最後還是認定其屬於「文化政策」而刊出。有意思的是這篇文章至今仍是《文化研究》期刊在華藝資料庫網中下載量的第一名。王志弘指出此故事顯示，第一，當時王俐容老師大膽地投了剛創刊的《文化研究》，那雖然一開始被質疑屬於公共政策，最後也還是收錄了；第二，這也確實反映出，即使是《文化研究》這樣的刊物，它在公共政策或管理類型的文章依然很罕見，因此也確認了在專門的文化政策、管理乃至於新創領域的確需要一個新的園地。
面對當代議題：文化作為方法
對於《文化：政策．管理．新創》期刊發展的期許（圖3），王志弘主張在文化的政策、管理和新創應該要看得到「勞動」，治理也是勞動，比如公務員、治理網絡中的廠商、顧問公司，實際上也是他們在承擔文化政策的執行、治理和管理，管理的勞動以至於文創工作者的勞動。他指出現在很多人開始去考慮文創工作者的勞動權益，這是很好的方向，也值得探究。這些勞動都鑲嵌在各種生產和分配、消費的體制中，當然有包括知識的生產。再來，是需要想像。指出過去常常採取批判的立場，認為政策、系統是對想像的箝制，通常會用意識形態或霸權這些概念來談文化政策蘊含的意識形態。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想像力也是一種力量，1968學生運動就是講「讓想像力統治」。在文創領域，或是說新創，便格外強調想像、激發出更多的想像，無論對研究對象或是研究方法。最後王志弘談到他一貫主張提問「我們為什麼要討論文化？」，文化還是得要面對當代重大議題，例如以生態導向的藝術實驗來回應生態危機、貧富兩極化，甚至當下全世界正關注的烏克蘭和俄羅斯衝突之下的地緣張力，臺灣也捲入東亞脈絡的張力，以及世代正義的課題。
主持人袁緒文以自身東南亞的研究經驗，認為過往文化領域大多廣泛接收西方的觀點，然而她也看見東南亞已經開始建構自己的知識理論，臺灣如何在目前的基礎上架構新的知識系統，仍需要更多討論。另外「知識的開放性」也有助於在國際上向外建構對臺灣歷史、文化脈絡的理解，「我們去歐洲分享臺灣的移民工研究，都要把相關歷史從頭講一遍，如果說有一個機會，經由開放資料讓大家瀏覽後建構一定的概念，也能深化臺灣的主體性。」
吳介祥也分享自身投稿國際期刊的經驗。「去年我投稿到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這份期刊，要談的是《明白歌》，是前陣子一群戲劇圈的人用檔案和判決書將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故事串連起來，在舞台上演出。不只如此，他們也到白色恐怖真實發生的地點進行演出。」為了將這部作品的歷程、脈絡交代出來，必須提到臺灣的白色恐怖、政權轉移、促轉會，以及促轉會在進行的方向和阻礙等等。
而因上述內容牽涉到臺灣的歷史、政治、法規層次，以及臺灣的舞台生態等等，要提到的背景脈絡非常多，她也體會到每每在國際發表，關於整個臺灣的事件背景每次都要重提一次，才能進入要探討的正題。因此她也認為，若期刊的內容是開放的、在網路上可以搜尋到的，就很容易讓大家在蒐羅相關資料時找到，包括相關的、直接的、輔助的資料。比如找一篇資料時看到期刊的內容，可以進一步找到相關的輔助資料，那麼讀者就能夠很快地對臺灣的文化史、文化政策、公共領域、藝術史、戲劇史和舞蹈史等等，得到基礎的認知框架。
諮詢委員黃舒楣分享對《文化：政策．管理．新創》定位的想法，指出近期正好聽到英國人類學家Tim Ingold的演講「他提到說，他其實不是很喜歡「文化」這個字眼，他的意思連結到近年來各個學界都在反思的，認為有關文化和自然的切割，其實是不必要的。對他來說所有眼前一切都是自然，同時也可以說眼前一切都是文化。」若由這個角度來思考，那麼這份期刊其實可以海量地容納許多題材，但是從期刊的副標—政策、管理和新創又很確實地標示和既有《文化研究》之間的不同。另一方面她特別提到政策和管理是很直接面對國家，顯示這個學術社群並不會畏懼體制，學術生產的結論也不會停留在批判，這是有別於既有學術出版之處。黃舒楣也提到自身所在的城鄉規劃領域，研究同樣也不能只停留在批評，最終還是要回到「我們可以做什麼？」的問題。另外她回應臺灣在地緣政治上，實際處在一個可以策略性浮動的位置。指出臺灣常被歸類在東亞裡頭，卻是一個不被承認的國家，在南向政策底下對東南亞、南島有越來越多的討論，也可以納入由美國、日本主導而更具軍事意味的「印太」框架來談。她指出在這個想像的地理當中，文化是被大量動員的，也在當中看到臺灣如何重新想像自己，以此期許能夠藉由期刊的平台，和更廣泛的海洋研究社群對話。
劉俊裕總結道，談論政策時所面臨的衝突與內蘊，不僅在國內的框架中，面對國際時也相同。同時Culture和Nature之間的劃分，是否在永續、生態互動之間可能建構相互扶持的關係，這是應當思考的，而他指出大家或能感受到，文化領域間的學術對話通常相當友善，這是和其他學術界不大一樣的地方，在國際上談論文化也也常能收到對臺灣的支持。「這使我們反思看待自身的角色心態，如何面對和國際社會的關係，一方面對過去的殖民進行批判，一方面建構新的、良善的國際關係。最後提醒大家目前期刊雖然不在I級裡面，我們希望三年內可以進去，這個I級是可以回溯的，歡迎大家來投稿當投資，謝謝大家今天的參與。」